白宫：对印度参加俄军演感到担忧

因为干预必须是对落入了保护范围的行为，或者说，对应受基本权利保护的行为的妨碍。

这诚然是采用宪法修正文本的便利之处。而根据美国宪法第五条的规定，当两院各三分之二议员认为必要时，国会才能提出宪法修正案。

1789年至今，美国国会议员共计提出一万多条修正案草案，其中仅有三十三条经国会两院通过后交由各州批准。宪法修正文本一旦因全国人大的确认而具备了正当性，罗列于宪法典之后的修正案也就基本上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即使依然存在，这时的修正案也只不过等同于修宪决议。三、宪法原文及修正案的实用性之检讨 诚如前文所述，从正当性来看，宪法原文及修正案或许更适合作为我国宪法的标准文本。1988年局部修宪之时，我国的修宪者虽然移植了美国式的修宪方式却并没有同时引入美国宪法修正案的具体表述方式。在我国的修宪实践中，全国人大确实通过了现行宪法的原文及修正案，但未曾通过所谓之宪法修正文本。

（第二款）国务院有权依照法律规定决定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范围内部分地区进人紧急状态。从目前公开的文献资料来看，1982年的全面修宪并未涉及是否应采用宪法修正案这一问题。（一）制度完善的前提 引入第三方审核，本身就是利用市场化力量弥补政府规制不足的理念的具体应用。

同时还要求审核者必须实地考察，确保被规制者所有信息的完整性。目前中国的认可规范主要依据《认证认可条例》，但其适用领域宽泛，具体规则并不完善，未来尚需结合具体部门确定不同专业性需求的认可规则。二、第三方审核的实践 第三方审核的基本做法是独立的第三方审核者对被规制者是否遵从规制进行检查并向行政机关提供专家意见，[10]而行政机关保留了对法律规范不遵从行为的监督和制裁权力。（二）完善认可规则 认可，是指由认可机构对认证机构、检查机构、实验室以及从事评审、审核等认证活动人员的能力和执业资格予以承认的合格评定活动。

中国的认证工作是在政府推动下建立的，与认证业务本身从市场发端有着本质的区别。200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以下简称《认证认可条例》）规定了认证、认可的相关内容，但操作性较差。

为此，规则可以要求即将受被规制者雇佣的第三方审核者在开始审核的一定期限内前提供潜在的、有关利益冲突的自我评估报告，报告中应说明过去与被规制者合作的情况，审核者要对利益冲突以较高、中等、较低进行评级。政府利用第三方参与规制实施之前，私人在确认遵从层面已经积累了相当多的经验。了解相关的数据管理系统。再次，完善第三方审核的报告和公开规则。

(15)参见张玉录：《浅谈食品安全第三方监管新模式》，《中国食品药品监管》2015年第9期。(16)参见刘宗德：《认证认可制度研究》，中国计量出版社2009年版，第6-7页。中国市场层面的认证认可与本文讨论的第三方审核类似，但此种认证多为自愿性质的。对于企业审核者而言，至少必须拥有5个全职工作的员工且至少拥有2名有关铅方面的审核员，要证明至少有100万美元的责任保险，有阻止利益冲突以及支持与审核相关业务的员工参与培训的政策。

政府要有能力对第三方审核者进行监督。过于强调第三方和企业的关系，忽略了政府与第三方之间的信息共享和认证结果采信。

(25)See Timothy F.Malloy,Regulation,Compliance and the Firm,76 Temp.L.Rev.451,462(2003). (26)参见刘宗德：《认证认可制度研究》，中国计量出版社2009年版，第24-26页。公私各自克服不足，各自发挥所长。

还有学者针对第三方审核提出了第三方政府的概念。(33)See Sidney A.Shapiro,Outsourcing Government Regulation,53 Duke L.J.389,414(2003). (34)See Friederike Albersmeier,et al.,The Reliability of Third-Party Certification in the Food Chain:From Checklists to Risk-Oriented Auditing,20 Food Control 927,930(2009). (35)See Eric W.Orts Paula C.Murray,Environmental Disclosure and Evidentiary Privilege,1997 U.Ill.L.Rev.1,28. (36)参见李军超：《基于第三方认证的社会性规制——一个合作治理的视角》，《江西社会科学》2015年第7期。再如，美国加利福尼亚空气资源委员会直接认可个人或者组织从事审核行为，规制机关要求个人审核者具备最低的教育背景（如具有涉及科学、技术、商业、统计、数学、环境政策、经济学或者财政审计专业的本科学位）或者足够的相关经验。(45)参见周燕：《政府监管的负效应研究——以强制性产品认证为例》，《学术研究》2010年第3期。(46)参见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认证认可技术研究所：《认证认可结果采信与信息共享研究》，中国标准出版社2010年版，第27-30页。（三）实现法律经济效用的需要 从法经济学的视角来看，任何一项法律制度都应该基于成本收益而展开分析，从而实现经济效用最大化并为社会提供一个合作与竞争的模式。

[52]中国目前的许多认证规范规定较为粗疏，应予以完善。(55)参见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认证认可技术研究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中国认证认可发展战略研究》，中国标准出版社2010年版，第59页。

[48]各国的差异在于政府是否需要亲自对审核者作出认可，或者授权给一个认可主体。收集、审核其他认为有必要的信息。

被规制者也必须收集和保存好相关的信息，使所有的信息都能为审核者获取。我国行政法学界多使用行政执法一词来表示法律规范并不因为立法而完成，还需要持续地监督与实施才能够确保相对人遵从。

必须完成系统的审核业务培训课程，并在考试中通过考核。其他方面如报告、公开等规则的有效性也会影响第三方审核的整体成本有效性问题。以2005年启动的欧盟排放交易项目为例，相关欧盟委员会《第2007/589号决议》第2条要求被规制者应经由第三方展开审核并向所在国报告温室排放量。理论上讲，第三方如果无法做到客观中立，声誉就会受到影响并失去客户，同时也可能被取消认可资质。

例如，《认证认可条例》第14条规定了避免认证机构可能存在的利益冲突问题，但对如何认定以及如何防止利益冲突并未作详细的规定，有必要加以修正。有学者指出第三方审核事实上是一种更为新颖的新治理理念的体现，与传统公私合作型治理模式有一定的差异。

不过，实践中有些行政机关并不因第三方审核者做出的否定性结论而必然对被规制者采取强制措施，有时还会与被规制者一起工作并纠正问题，这也正是合作型执法模式的体现。对第三方审核者进行监督，要求行政机关必须发展出一套新的体系。

因此，行政机关除应提高自身能力外，还应建立相应的规则确保第三方审核者拥有特定的技术和能力，满足认可体系的要求并定期再认可。[29]政府借助市场化的第三方力量，提升检查质量，获取更多的信息，提高被规制者遵从的程度。

虽然目前中国的法律规定了认证机构与生产企业承担连带责任，但因由消费者负举证责任，故实难发挥有效监督作用。另一方面威慑理论的假设也受到广泛质疑，因为其往往简单地将被规制者当作自愿遵从者或者是成本计算者。目前中国在环境、农业、食品安全领域多采用自愿性认证。[36] （四）可选择性 引入第三方审核意在降低政府成本，但结果可能会增加企业成本。

第三方审核与强制性认证有着许多共通之处，特别是强制性层面。应当注意的是，其与国外目前市场、政府共同推动的做法在取向上并不相同。

最后，对经行政机关认可型的第三方审核模式和经普通认可机构认可型的第三方审核模式进行区分，以供被规制者自愿或依照法律具体要求加以选择。[7]再如，一些第三方审核者经常与企业合谋，基于激烈的市场竞争而损害消费者利益，[8]从而引起人们对可问责性问题的关注[9]。

传统行政执法基于威慑理论展开，当被规制者认为不遵从法律的成本会超过违法所得时，才会遵从法律。[24]对于规制者而言，信息至关重要，是其展开合理规制及行政执法的前提。